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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行政权公益性目的的问题与对策

刘辉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治国方略。这一治国方略也已载入宪法，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由“法制”走向“法治”，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思路和工作方式的重大改革，而且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进步。为适应形势的要求，我们应加强对行政执法、依法行政和行政审判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主动加以修正，不断提高执法水平。笔者拟就利益趋动对行政权公益性目的的冲击加以探讨。
（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进行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中，人们对依法行政的基本内涵、目的要求等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通常认为，所谓依法行政，就是指行政主体实施任何行政行为均要按照法定权限、遵循实体和程序法的规则。从中不难看出，依法行政的内涵包括较多，但其核心内容却是行政权的依法行使。
行政权，作为宪政思想的体现，自其从国家活动中分离出来之日，便具有了公权力的性质，其所追求的目的是谋求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福利。其权力的行使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如行政机关所实施的行政处罚是为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是为了用于公共设施建设，行政许可是为科学分配资源和机会等等。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从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来看，其行政主体是特定的，即行政机关。在我国，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必须对法律负责，对权力机关负责。权力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集中公众的意志制定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行政机关作为执行机关只能据此实施活动。从此种意义上讲，行政机关与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共同利益的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不能也不应该作为其本身或其工作人员享受的特殊利益。
其二，从行政权的运行规则来看，行政权的权限范围主要限于公共事务。根据宪法及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的职权为：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工作。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虽然十分广泛，但都与公共利益有关，权力所及的范围与对象主要是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公权力性质。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并以国家的名义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以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这正是行政权公益性所追求的目标。
（二）
行政权的公益性目的，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但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制体系逐步形成，以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为主体的行政法律制度日益完备，依法行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仍然存在着许多与依法治国不相适应的薄弱环节，特别是暴露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直接背离了行政权的公益性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法不依。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见着绿灯快点走，见着红灯绕道走”。如一些部门前边设关卡，后边乱收费。中央三令五申的制止“三乱”问题始终没有根本解决，借用行政权力，换换名目，换换方式，照收不误。如把集资换成“捐助”，把行政收费换成“咨询服务费”等，可谓不一而足。
二是权力滥用。有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执法犯法、循私枉法。某些部门、某些执法人员，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手中的权力，把人民交给的权力当成谋取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手段，以法卡人，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部门政企不分，混淆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的角色，借口统一管理，指定管理相对人到所属经营单位购买产品、接受服务，或者借检测、检验、审批、发证等搭车收费，加重管理相对人负担，导致腐败滋生和蔓延。
三是放弃职权。行政权的公益性目的决定了行政权的不可处分性，即非依法律不得转让，不得放弃。但现实生活中，循私情、私利，部门利益、地方保护，推诿扯皮、有禁不止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等，足以说明。
出现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人治，缺少法治传统，人们的法治意识、执法观念、执法水平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加上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立法跟不上、制度不完善、管理有漏洞等是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但从主观上看，最主要的是利益趋动所至。为什么会出现有利的事争抢、无利的事推诿，“三乱”屡禁不止，政企难以分开，究其原因，无非从中可以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如此作为的代价必然是牺牲公共利益，破坏了行政权的公益性目的的实现。
（三）
实现行政权公益性目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从长远看，有待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整体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的不断提高，但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我们不可能等待行政机关整体素质达到相当高度，再去实现行政权的公益目的，更不应该以此为由放弃对行政权公益性目的的追求。而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在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强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意识的同时，着力加强制度建设，以有效的制度控制权力的滥用。当前而言，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理顺政企关系。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与市场主体的企业，其所追求的目的不同，二者不能混淆，否则必将导致行政管理秩序与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为此，我们应该吸取以往教训，严格审查行政主体资格，明确法定职能，理顺政企关系。行政机关所办实体、所属企业必须推向市场，挂靠于行政机关的中介服务组织必须与行政机关脱钩，以收取管理费为名的行业管理职能必须弱化。同时，既然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意志管理公共事务，国家理应保障其活动经费，不能让行政机关自行创收，自筹经费，否则就难以实现行政权公益性目的。
二是通过机构改革，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目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问题突出，各种许可、审批、发证等行政行为泛滥，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影响了行政效率，又容易导致权力滥用。为此，应结合机构改革，进行彻底清理，机构、职能重叠交叉的，该撤的撤，该并的并。凡是没有法定依据的审批、许可等行为应一律取消，减少多余环节。对于适合于相对集中管理的事项，应积极探讨综合执法，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三是实行行政执法督察制，强化监督检查。要本着地域管辖、系统管辖、分级负责的原则，除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外，要特别重视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以及监察、审计、财政等部门的专项监督。
四是全面推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实行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违法行政或行政权滥用，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鉴于目前法律、法规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较大等现实问题，在定位上至少可以将过错责任纳入追究的范围。即对于那些主观上法律意识淡薄、以言代法、执法犯法的行为，或者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滥用职权、循私枉法的行为，都应根据其造成的后果和影响，视其情节予以追究。只有如此才会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产生责任心，树立使命感，才能切实维护法制的尊严和行政权威。
五是将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到实处。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抓好落实对于全面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实践中如何操作还缺少成功的经验。对此，应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建立考查考核机制，奖优罚劣的优化机制，从而保证行政权公益性目的的实现。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立法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法院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又进一步明确：对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笔者认为我国的立法在针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基于个案提出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应受到法律保护。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应允许其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利益、被告人利益、被害人利益三者冲突平衡的需要。 有的人认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已经承担了刑事责任，如果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被告人就是二次惩罚。本人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诚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尽管的确能够抚慰被害人受到的精神伤害，但是在有些案件中，仅靠刑罚惩罚尚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有些案件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后，自己的痛苦可能还会加深。尤宗智教授曾提出“多年来，我们国家以国家利益与个人正当利益完全一致为理论依据，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
　　按一般人包括法律专业人士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作为补偿精神损害的一种方式，其用意不在于单纯将被害人的人格等同于商品。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和其他弥补精神损害的方式，如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一样，是作为抚慰被害人精神痛苦的一种形式。 实践证明，在许多案件中， 仅仅有被告人的赔礼道歉是不足以达到消除被害人内心痛苦的目的，甚至在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受到国家公力惩罚的情形下，这种痛苦仍然深深存在。而对被害人加以财产补偿，以被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抚慰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作为现代各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所以，刑事附带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福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