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注重书面陈述的诉讼价值

冯春明

[内容提要]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由于书面陈述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其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

所谓书面陈述，是指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就其所知的案件事实，以书面形式所作的陈述，是相对于询问、讯问笔录而言的言词证据。
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逐步确立，书面陈述在诉讼活动中的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程度不同地对以侦查人员为主体制作的“笔录”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质疑。询问、讯问笔录被认为“其所证明的并不是案件事实，而是某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作过的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有学者甚至认为：“询问笔录不能直接证明某证人看到了什么，只能证明该证人曾经说过他看到了什么；讯问笔录也不能直接证明某被告人干了什么，只能证明他曾经说过他干了什么。在证明具体案件事实的问题上，笔录应该属于传闻证据。”诚然，笔录是否属于传闻证据有待商榷，但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我国司法活动因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存在过分依赖笔录的问题，并形成了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由于笔录的制作主体是侦查人员而不是陈述人，因此，询问、讯问笔录中难以剔除“人为的”瑕疵，易导致司法的偏差，甚至导致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侦查人员在制作询问、讯问笔录过程中，被询问的被害人、证人和被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很容易处在单纯回答问题的被动地位，这种一问一答式的笔录，不一定就是陈述人的自主行为，笔录的制作及其内容，也难以或者不完全以陈述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有陈述人在笔录上的签字认可，但也不排除笔录内容违背或有所违背陈述人意愿的可能性。庭审过程中，一旦证人翻证或被告人翻供，如果其他证据欠缺，法庭就只得以传唤制作笔录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形式进行补救，以证明该笔录的真实性。但侦查人员的证言，在当庭翻证的被害人、证人面前，或者在当庭翻供的被告人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如刘某强奸一案，被告人刘某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供述了某晚在河边使用暴力手段，将一女青年强行奸污并致伤的犯罪事实。但开庭时被告人翻供，辩称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侦查人员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同时被害人亦翻证。由于证据发生变化，该案延期审理。二审过程中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证明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本案由于难以判断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及侦查人员证言的真实性，法庭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对刘某作无罪判决。
诚然，询问被害人、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是侦查人员用以发现、查明犯罪事实的重要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询问、讯问笔录也是公诉人指控犯罪的重要的法定证据之一。但过分依赖笔录已明显与现代司法理念相悖，而且由于笔录不是证明主体亲笔所写，容易为诉讼过程中可能的“翻供”、“翻证”留有缝隙、埋下伏笔。庭审中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往往使司法人员陷入“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
目前，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难，被告人时有翻供，证人时有翻证的现象，已严重困扰着司法实务界。有人认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固定证据，并且能够有效的解决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问题”。但笔者认为：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可为固定证据和应对“翻供”、“翻证”提供技术支持，但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利用毕竟受科技设备、技术条件和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且近期不可能普遍应用；况且，音像资料掌握在人的手中，在制作上与笔录制作一样也会受到人为因素的支配和影响，其证明作用也有其局限性。另外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的原因，并不单纯是证据的固定问题；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否出自陈述人的意愿，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笔者认为：司法活动中，司法人员除应运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手段依法搜集、固定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外，鉴于书面陈述与笔录的制作主体不同，陈述对象、陈述方式不同，证明角度和证明形式不同，应重视书面陈述的采集和运用。实践中欲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可采用“书面陈述加笔录”即“1+1”的模式进行。这种以书面陈述为主，以询问、讯问笔录为辅的取证方式，可使言词证据更具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
书面陈述是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询问、讯问笔录则是在陈述人书写陈述后，侦查人员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对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或讯问的记录。书面陈述较询问、讯问笔录更能体现陈述人的意志；笔录则更多的体现了侦查人员查明案件实事的司法需要。
“1+1”言词证据模式，使建立在书面陈述基础之上的询问、讯问笔录与书面陈述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互印证。“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较“以笔录为主”的言词证据证明模式，能更好的使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客观、全面、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即便陈述人因书写能力的原因委托他人代笔，但只要其代表的是陈述人的真实愿意，其与陈述人亲笔书写的书面陈述应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庭上，公诉人依法出示的被害人、证人的书面陈述，由于系陈述人亲笔所写，可直面法官和所有的诉讼参入人，在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难的情况下，其在某种程度上可更接近于被害人、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法律效果；公诉人在法庭上依法出示的被告人在侦查、诉讼阶段亲笔书写的供述，也可使被告人在庭审翻供时难以自圆其说。“1+1”言词证据证明方式的运用，无论从证据的证明能力角度还是从证据的证明力的角度来讲，它使已有的言词证据明显地得到强化，并使言词证据变的更加稳定、可靠。
近年来，检察机关采取由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的方法，在侦查、起诉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诉讼效果。该方法对主要依靠言词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案件显得尤为重要。如王某收受贿赂案，在侦查人员制作讯问笔录前，王某亲笔书写了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事实。但庭审时王某翻供，并辩称原书写供述系本人为“争取好的态度”而作的虚假供述，至于其供述事实与行贿人证言基本一致，则属偶然的巧合。但法庭依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述和行贿人的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的辩解不能成立，依法对被告人王某做有罪判决。本案中尽管书面陈述并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但毫无疑问，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书面供述，在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一般应要求其亲笔书写陈述、证言、供述或辩解，对无书写能力的人可由其委托他人代笔。之后，侦查人再有针对性地对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询问和讯问，并制作笔录。
陈述人书写书面陈述时，往往受认识能力、法律知识等因素的制约，其所书写的陈述并不一定能够反映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侦查人员在要求被害人、证人或犯罪嫌疑人书写陈述时，应让其具体、如实的写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并注明书写的时间和地点，以增强书面陈述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同时，侦查人员，应制作获取书面陈述的笔录，以证明“书面陈述”的证据来源。
司法活动中，就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而言，“1+1”言词证据模式，可成为逐步改变“以笔录为中心”的言词证据模式的重要步骤之一。当前，正处在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的转捩点上的司法工作者，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司法理念，站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高度，尊重陈述人的意愿，把“1+1”言词证据模式有选择的应用于司法实践，以期达到诉讼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原刊于临沂市人民检察院2004年《检察业务研究》第3期。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当前，世界各国信息化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模式创新，互联网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刻，围绕信息获取、利用和控制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保障信息安全成为各国重要议题。但是，我国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拉大，政务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水平不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信息安全工作的战略统筹和综合协调不够，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防护能力不强，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应用给信息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切实保障信息安全。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着力点，加快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构建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全面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切实增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维护国家信息安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目标。
　　重点领域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不断深入，农业农村信息化有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到“十二五”末，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基本建成，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框架基本建立；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9%。
　　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初步建成。到“十二五”末，全国固定宽带接入用户超过2.5亿户，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到每秒6500吉比特（Gbit），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G）网络覆盖城乡，国际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实现规模商用。
　　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突破。集成电路、系统软件、关键元器件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软件业占信息产业收入比重进一步提高。
　　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形成。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明显增强，信息化装备的安全可控水平明显提高，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等基础性工作明显加强。
　　二、实施“宽带中国”工程，构建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一）加快发展宽带网络。实施“宽带中国”工程，以光纤宽带和宽带无线移动通信为重点，加快信息网络宽带化升级。推进城镇光纤到户和行政村宽带普遍服务，提高接入带宽、网络速率和宽带普及率。加强3G网络纵深覆盖，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技术TD-SCDMA及其后续演进技术TD-LTE产业链发展，科学统筹3G及其长期演进技术协调发展。加快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建设，推进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化、双向化和互联互通改造。
　　（二）推进下一代互联网规模商用和前沿性布局。加快部署下一代互联网，抓紧开展IPv6商用试点，适时推动IPv6大规模部署和商用，推进国际互联网协议第4版（IPv4）向IPv6的网络演进、业务迁移与商业运营。完善互联网国家顶层网络架构，升级骨干网络，实现高速度高质量互联互通。重点研发下一代互联网关键芯片、设备、软件和系统，推动产业化步伐。加快未来网络体系架构关键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强战略布局，建设面向未来互联网创新发展的示范平台。
　　（三）加快推进三网融合。总结试点经验，在确保信息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大力推进三网融合，推动广电、电信业务双向进入，加快网络升级改造和资源共享，加强资源开发、信息技术和业务创新，大力发展融合型业务，培育壮大三网融合相关产业和市场。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健全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完善可管、可控的网络信息和文化安全保障体系。
　　三、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提高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
　　（一）全面提高企业信息化水平。推广使用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加快重点行业生产装备数字化和生产过程智能化进程，全面普及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客户关系等管理信息系统。实施重大信息化示范项目，引导企业业务应用向综合集成和产业链协同创新转变。继续实施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和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提高中小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水平。完善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评估认定体系，支持面向具体行业的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发展。
　　（二）推广节能减排信息技术。推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节能减排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深入应用，加大主要耗能、耗材设备和工艺流程的信息化改造。建立健全资源能源综合利用效率监测和评价体系，提升资源能源供需双向调节水平。建立健全主要污染物排放监测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完善污染治理监督管理体系。
　　（三）增强信息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大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对信息产业核心基础产品、网络共性关键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加快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基础软件、嵌入式软件以及制造执行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大型管理软件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强统筹规划，积极有序促进物联网、云计算的研发和应用。实施工业电子产品提升工程，推进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融合创新，提高汽车、船舶、机械等产品智能化水平。推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企业由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信息服务转变。
　　（四）引导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健全安全、信用、金融、物流和标准等支撑体系，探索有效监管模式，建立规范有序的电子商务市场秩序。引导电子商务平台向提供涵盖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全流程服务发展。鼓励大中型企业开展网络采购和销售，加强供应链协同运作，重点推动小型微型企业普及电子商务应用。实施移动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工程，创建电子商务试点示范城市，创新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改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五）推进服务业信息化进程。推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信息共享，支持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促进消费金融发展，提高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农业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交通、旅游、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信息化。培育和发展地理信息产业，大力发展信息系统集成、互联网增值业务和信息安全服务。提高工业设计信息化水平。
　　四、加快社会领域信息化，推进先进网络文化建设
　　（一）提升电子政务服务能力。围绕提升服务和监管能力，促进政府管理创新，加强电子政务顶层设计。以互联互通为重点，形成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完善项目建设管理、绩效评估和运行维护机制。扎实推进药品、食品、住房、能源、金融、价格等重要监管信息系统建设。推动重点领域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加快电子政务服务向街道、社区和农村延伸，支持基层政府和社区开展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试点示范。加强地理空间和自然资源、人口、法人、金融、税收、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共享。全面提升电子政务技术服务能力，鼓励业务应用向云计算模式迁移。加强电子文件管理与应用。
　　（二）提高社会管理和城市运行信息化水平。建立全面覆盖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完善人口信息共享机制，实现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提高人口信息动态监测和分析预测能力。建设公众诉求信息管理平台，改进信访工作方式。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健全网上舆论动态引导管理机制。推动城市管理信息共享，推广网格化管理模式，加快实施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试点示范，引导智慧城市建设健康发展。
　　（三）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信息化。加快学校宽带网络建设，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开发和共享，完善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构建面向全民的终身学习网络和服务平台，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形成教育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完善医疗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加强国家和区域医药卫生信息共享，夯实远程医疗发展的基础。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信息服务体系，全面推行社会保障卡应用，推动就业信息共享。推进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等社会服务信息化。提高面向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信息服务能力。
　　（四）发展先进网络文化。鼓励开发具有中国特色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文化产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壮大数字内容产业，培育数字内容与网络文化产业骨干企业，扩展数字内容产业链。加强重点新闻网站建设，规范管理综合性商业网站，构建积极健康的网络传播新秩序和网络氛围。积极推进数字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精品网络科普资源，完善公共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五、推进农业农村信息化，实现信息强农惠农
　　（一）提高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水平。推动农业适用信息技术的研发应用，加快推进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装备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提高种植业、养殖业生产信息化和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批发市场经营信息化水平。加强农业生产环境监控、生产过程监测、行业发展监管，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积极培育、示范、推广适用的农业信息化应用模式。
　　（二）完善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规范各类农业信息服务系统，建立全国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鼓励发展专业信息服务，加快推进涉农信息资源开发、整合和综合利用。继续推进农村基层信息服务站和信息员队伍建设，形成村为节点、县为基础、省为平台、全国统筹的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
　　六、健全安全防护和管理，保障重点领域信息安全
　　（一）确保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安全。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系统和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等基础信息网络，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安全防护设施，强化技术防范，严格安全管理，切实提高防攻击、防篡改、防病毒、防瘫痪、防窃密能力。加大无线电安全管理和重要信息系统无线电频率保障力度。加强互联网网站、地址、域名和接入服务单位的管理，完善信息共享机制，规范互联网服务市场秩序。
　　（二）加强政府和涉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严格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安全管理，为政府机关提供服务的数据中心、云计算服务平台等要设在境内，禁止办公用计算机安装使用与工作无关的软件。建立政府网站开办审核、统一标识、监测和举报制度。减少政府机关的互联网连接点数量，加强安全和保密防护监测。落实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制度，强化涉密信息系统审查机制。
　　（三）保障工业控制系统安全。加强核设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石油石化、油气管网、电力系统、交通运输、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以及物联网应用、数字城市建设中的安全防护和管理，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和风险评估。重点对可能危及生命和公共财产安全的工业控制系统加强监管。对重点领域使用的关键产品开展安全测评，实行安全风险和漏洞通报制度。
　　（四）强化信息资源和个人信息保护。加强地理、人口、法人、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保障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和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安全。明确敏感信息保护要求，强化企业、机构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用户数据和国家基础数据的责任，严格规范企业、机构在我国境内收集数据的行为。在软件服务外包、信息技术服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试点，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七、加快能力建设，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水平
　　（一）夯实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研究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强化顶层设计。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开展相应等级的安全建设和管理，做好信息系统定级备案、整改和监督检查。强化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处置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对网络与信息安全灾备设施建设的指导和协调。完善信息安全认证认可体系，加强信息安全产品认证工作，减少重复检测和重复收费。
　　（二）加强网络信任体系建设和密码保障。健全电子认证服务体系，推动电子签名在金融等重点领域和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制定电子商务信用评价规范，建立互联网网站、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诚信评价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开展信用评价服务。大力推动密码技术在涉密信息系统和重要信息系统保护中的应用，强化密码在保障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安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三）提升网络与信息安全监管能力。完善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专业骨干队伍和应急技术支撑队伍建设，提高风险隐患发现、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平台建设，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加大对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充实监管力量，加强对基础信息网络安全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倡导行业自律，发挥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的监督作用。
　　（四）加快技术攻关和产业发展。统筹规划，整合力量，进一步加大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力度，加强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方面的信息安全技术研究。继续组织实施信息安全产业化专项，完善有关信息安全政府采购政策措施和管理制度，支持信息安全产业发展。
　　八、完善政策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和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信息化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各地区要将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逐级建立并认真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责任制，明确主管领导，确定工作机构，负责督促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规章制度，组织制定应急预案，处理重大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等，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建立省（区、市）、地（市）两级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机制。
　　（二）加强财税政策扶持。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加大对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推广、公共服务平台、重大示范工程建设等的支持力度。完善农村通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优先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整合利用现有资金渠道，中央财政加大投入，重点支持信息安全重要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将基础性公益性网络与信息安全设施运行维护、安全服务和检查等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三）加快法规制度和标准建设。完善信息化发展和网络与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研究制定政府信息安全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管理办法。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明确并落实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维护信息安全的责任。制定完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重点领域的应用标准，注重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作用。培育国家信息安全标准化专业力量，加快制定三网融合、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安全标准。积极参与制定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互联网治理等国际规则和标准。
　　（四）加强宣传教育和人才培养。开展面向全社会的信息化应用和信息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支持信息安全与保密学科师资队伍、专业院系、学科体系、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大中小学信息技术、信息安全和网络道德教育，在政府机关和涉密单位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各级财政要加大对信息安全宣传教育和培训等公益性活动的支持。加快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信息化人才。



　　　　　　　　　　　　　　　　　　　　　　　　　　　　　国务院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