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即从实体上，有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从证据证明标准上，为高度盖然性而不必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基本原则，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适用先刑后民。


■案号 一审：（2011）翔民初字第 2021 号
【案情】
原告：陈某鸿。
被告：李某晶。
被告李某晶原系长春市绿园区居民，其身份证于2009年9月5日在厦门市翔安区务工时遗失，2009年9月8日李某晶在厦门市翔安区马巷派出所登记报失，并重新补办了第二代身份证。2011年3月28日，原告陈某鸿欲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时，收到一份传真，内容为：“那款请汇到中国农业银行或中国工 商 银 行，农 业 银 行：622848205167XXXX615李某晶；工商银行：622202170800XXXX790李 某晶”。陈某鸿依照传真提示，将105万元货款汇入被告户名为李某晶、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账户内。当陈某鸿发现被骗后，便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李某晶在公安机关的笔录陈述，其从未到过河南省，也不曾委托他人持自己的身份证到河南的银行开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某晶答辩称，户名为李 某 晶 的 中 国 工 商 银 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是他人盗用其原住址为“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5333号”的身份证开立的。李某晶与陈锦鸿没有业务往来，也无债权债务关系。陈锦鸿报案后，户名为李某晶的中国工商银行 许 昌 分 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内的105万元存款已由晋江市公安局通知冻结。陈某鸿遂诉至翔安区法院，请求翔安区法院判令李某晶返还不当得利105万元。
原告陈某鸿诉称，2011年3月28日，原告因需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而将货款105万元误汇入被告之工商银行账户。原告认为，被告无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应当返还给原告。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0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李某晶辩称，1.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李某晶本人的身份证于2009年9月5日被他人 盗走，其于2009年9月8日已经到马巷派出所进行了丢失登记并申领了新身份证。本案中，涉案的银行账户“户名：李某晶，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许昌业务处理中心，卡号：622202170800XXXX790”的 账户是他人盗用李某晶的身份证于2010年开立的，李某晶与该账户无任何法律关系。2.被告从未与原告进行棉纱交易，也未收取原告分文货款，根本不存在不当得利。3.本案诉争的105万元，晋江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罪冻结，本案涉及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没有结果前，民事案件无法处理。被告希望晋江市公安局早日破案，抓获诈骗犯罪嫌疑人，以还被告清白。
【审判】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起不当得利纠纷系因第三人冒用被告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开 立 户 名 为 李 某 晶、账 号 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账户实施诈骗，原告陈某鸿在向许昌华丰纺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支付棉纱货款时误将货款105万元汇入该账户所引发。第三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与本案不当得利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起诉以及法院刑事审理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不当得利纠纷。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即：1.当事人取得利益是否有合法根据；2.当事人取得该利益是否造成相对方损失。根据公安机关对双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及原被告双方举示的证据，可以确认系他人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开立户名为李某晶、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 账户实施诈骗。李某晶的答辩意见也承认其与陈某鸿不存在商业交易或债权债务关系。故李某晶名义上取得的该笔105万元款项缺乏合法的根据，并由此给陈某鸿造成了105万元经济损失，该部分款项依法应当认定为构成不当得利。先刑后民并非法定原则，任何一部法律并未对这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才适用先刑后民。故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
据此，对于被告李某晶提出的相关刑事案件没有结果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现在户名为李某晶、账号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中国工商 银 行 许 昌 分 行 账 户 上 的 该 笔105万元款项已由公安机关冻结，应当返还给受害人陈某鸿。本案纠纷系因陈某鸿将货款错误地汇入以李某晶为户名的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622202170800XXXX790账户所致，该账户系他人以不法目的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李某晶在本案纠纷中没有过错。故陈某鸿关于要李某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二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李某晶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给原告陈某鸿105万元，款项由户名为 李 某 晶、账 号 为622202170800XXXX790的中国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户直接支付；
二、驳回原告陈某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各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生效。
【评析】
本案涉及两方面的法律问题：1.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是否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在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确定之前，民事部分是否需要中止审理。2.对待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否采用同等的证明标准。
一、 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是否必须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在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确定之前，民事部分是否需要中止审理？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更有甚者认为，先刑后民是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此种观念影响着民商事案件的立案与审理。抱此观念者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法院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
笔者认为，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而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现行法律上并未明确规定先刑后民原则。民刑交叉案件只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即只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所涉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才可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而等待案件刑事部分的处理。在案件的民事部分按照民事诉讼的举证原则完全能够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却一味套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模式，中止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既不科学又不合理，更不利于及时、有效地保护案件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很明显，如果犯罪嫌疑人一直未被抓获归案，民事诉讼程序无法启动或恢复，被害人损失获赔就遥遥无期。
从真正意义上而言，刑民交叉案件就是同一行为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在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受害人以民事诉讼的形式主张自己的民事权益。在诸如本案的诈骗案件中，电子回单、银行开户申请书等既是确认犯罪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证，也是认定被告李某晶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案件的刑民审判在处理上互不影响、互不牵连。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不以刑事部分的处理为必然前置条件和根据，甚至在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负案在逃的情形下，也不影响案件民事部分的审理和判决。
从以上方面考虑，对于被告李某晶提出的相关刑事案件没有结果时本案应中止审理的诉讼主张，审判机关不予支持。
二、对待民刑交叉案件，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是否采用同等的证明标准？
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真实，要求证明程度达到“忠于事实真相”。所谓事实清楚，即要求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基本事实，尤其是涉及犯罪构成要件的重要事实，必须查清，并一定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则要求据以定罪量刑的每一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合理的排除，即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依据所有的有效证据足以得出确定无疑的、唯一的案件事实。
与刑事诉讼相比，对民事侵权案件事实的认定，采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肯定了民事诉讼中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只要法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从现有证据中可以得出“事实虽未必如此但极有可能如此”的结论，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成立。
区分民事、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世界法治发达国家的通例。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美法系国家，其针对刑事案件的证据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性怀疑的证明标准，而对民事案件，则只要求达到或然性权衡或盖然性占优势标准。1994年的美国棒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更是将这一标准之差异诠释得淋漓尽致。在该案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使得可以证明辛普森犯罪事实的证据失效，导致辛普森在用刀杀前妻及其男友的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被判无罪释放。但刑事部分的无罪判决并未免除其民事部分责任的承担，依据同样的证据，免于牢狱之灾的辛普森还是要支付受害者家属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赔偿。[1]
同样，本案中第三人冒用被告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银行账户涉嫌诈骗，尚处于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尚不能从刑事证据的角度排除李某晶本人的犯罪嫌疑，包括不能排除工行许昌分行的该账户是李某晶本人开立的。法官运用三段论式的逻辑思维——大前提：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关于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失）；小前提：原告陈某鸿陈述其受骗误将105万元打入李某晶账户；被告李某晶旧的身份证已在公安机关声明遗失，其辩称案发时在深圳务工，从未到过河南省，与原告陈某鸿没有业务往来，没有债权债务关系；结论：李某晶的个人财产没有合法根据地增加105万元，并造成陈某鸿105万元的直接损失，已经构成不当得利。同时，结合法官的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可得出李某晶并未申请过该银行账户，该账户系不法分子冒用李某晶遗失的身份证开立这一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从这个角度，李某晶也是受害者。借用佛家语，本案不当得利之诉好比是一艘“法船”，法官判令直接由户名为李某晶的工商银行许昌分行账户将105万元返还给原告陈某鸿实属顺水推“舟”，其所要抵达的“彼岸”是划拨已被公安机关冻结的账户资金，维护资金所有人陈某鸿的合法权益。



注释:
[1]虽美国司法制度对程序公正和证据确凿的重视有可能导致个案的不正义，但其先进性也值得我们借鉴。事隔 15 年后辛普森因绑架、武装抢劫等 12 项罪名被判入狱，并有可能终身监禁，也算是中国古语“善恶终有报”的应验，但辛普森杀妻案在当时乃至其后的十几年内都作为中外法学著作及法学院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广为传播。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22期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检察机关负有对经核实的实名举报、控告信函，坚持逐件答复，保证在规定的时限内查清举报人控告信函所反映情况的义务。对失实举报可以实行正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实行实体和程序的双重法律规制，以发挥正名制度的积极作用，防止其负面效应。
　　【关 键 词】 职务犯罪 举报失实 正名制

所谓“正名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查清涉嫌职务犯罪举报失实后，对经调查核实确属错告、诬告的被举报对象，由办案部门主动在一定范围内为被举报人澄清事实、恢复名誉、消除举报给被举报人及其所在单位带来的不良影响的制度。“正名制度”现已在贵州、辽宁等省市检察院试行，褒贬不一。笔者在此进行理论探讨，以就教于同仁。
一、检察机关实施正名制度的利弊分析
检察机关实施正名制度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积极的社会意义：一是符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法治精神。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就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检察机关对查实构成职务犯罪的要坚决打击，对查否不构成职务犯罪的要予以保护，如果只注重打击犯罪，忽视保护人权而不顾及因检察机关初查后对当事人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不利于遏制诬告陷害现象，从而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相违背。二是实行正名制度是《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内在要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32条第1款规定:“对于属于错告的，如果对被控告人、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向有关部门澄清事实。”在错告即举报失实的情况下，由于人民检察院已经根据举报线索进行审查、初查，可能会对被控告人、被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人民检察院应当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有关部门澄清事实，为被举报人正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里的“有关部门”一般是指被举报人的所在单位，有时也包括其上级领导部门。三是实行正名制度可以有效保护无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被错误举报的无罪当事人进行“正名”，从保护公民私权利的角度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检察实践中，举报为办案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案源，但是其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错告、诬告情况。从以往办案实践中看，一些被举报人由于被举报，心理上受到很大压力，尽管最终查无实据，但周围群众并不知情，容易妄加猜测、以讹传讹，导致议论纷纷。这一方面极大地伤害了被举报人的情感，使其情绪焦虑、紧张、低落，承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影响了其在群众中的声誉和威信。检察机关以法律的名义进行，将失实举报对当事人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无罪当事人的利益，促使他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为改革和发展服务。通过实行正名制度，也向群众宣传了法制，促进了检务公开，引导诚信举报，避免和减少错告诬告现象的发生，防止有人滥用举报，伤害无辜，有利于促进检察机关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检察实践中也确实受到发案单位和社会各界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正名制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有人也有不同看法和忧虑：一是有损检察机关的正面形象。查否有可能是检察机关办案无能，没有获取有罪证据的结果，并不等于当事人无罪；而且正名后，万一检察机关初查不实，当事人确实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就会有损检察机关的形象，陷人进退维谷的境地，使群众失去对检察机关的信任。二是招致举报人不满，打击群众举报积极性。举报人不是当事人，不可能对其犯罪行为都了如指掌，很多情况下是出于怀疑或掌握部分证据而进行举报，检察机关应保护其举报权利和举报积极性。如果仓促正名，对举报人特别是实名举报人不利，可能使其陷入被动，甚至受到打击报复。举报作为群众对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手段，不可能每次都能完全正确，错误的举报难以避免，如果过分夸大错误举报对当事人的伤害，就是在对举报设置障碍，也会影响到周围群众的举报积极性。三是有悖法理，不经济，无效益。初查是在决定立案之前而进行的初步审查，决定下一步是否立案。事实上，此项工作是所有案件的必经程序，此时还并未启动对于案件的侦查程序，距离法院对案件实体部分的判决更是有相当远的距离。那么根据我国刑事司法所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被初查的被举报人，在初查阶段显然是清白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初查秘密进行，被初查的人员对于检察院的行动是不知晓的，也就更谈不上不良影响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初查是对于所有案件必然采取的司法措施，不论最终经法院判决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必须对案件进行初查。让检察院经过初查后，再专门为被举报人“正名”，显然有悖法律精神，也是不经济，不效益的。
二、检察机关实施正名制度要注意趋利避害
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主题，而正名制度就是检察机关保障司法公正和公民人权的法律监督措施创新，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正名制度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欢迎。由于正名制度尚在试行阶段，实施的时间不长，尚乏先例可循，加之有人出于部门利益、办案部门面子等的考虑而对实行该制度尚存疑虑，因此正名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笔者认识正名制度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古代农耕社会人们的生活范围相对狭小、人与人之间相对知根知底的情况下可以不实行正名制，“身正不怕影子歪”， “公道自在人心”， 这种社会自然纠错方式既不破坏人际和谐，又能日久见人心，而且澄清是非的成本和代价也最小。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范围和人际交往越来越超越时空限制，信息传播的手段、途径、速度越来越快捷便利，其影响力之大、之深远非过去所能比拟，单靠“无为而治”的社会自然纠错方式应对流言蜚语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党和国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检察机关从建设和谐社会，推进依法治国的政治高度应该充分行使检察职能，大力推行正名制度，还无辜者以清白，给错告者以解释，对诬告者以惩戒。同时检察机关也要正视正名制度的一些负面效应。检察机关在初查时要全面细致，在对被举报人进行正名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尽量避免出差错，万一出了差错也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将被举报人绳之以法，再通过各种渠道对群众解释清楚，保护其举报积极性，对涉嫌诬告陷害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争取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对举报失实的，属于错告的举报人对其解释清楚法律规定，保护其举报积极性，对涉嫌诬告陷害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具体工作中要注意兴利除弊，通过严格把握正名的条件和方式，对“正名制”工作进行规范，对拟正名的案件要严格审查把关：对符合“正名制”条件的案件，要认真做好为被举报人正名的工作，还被举报人清白；对不符合“正名制”条件的案件，坚决不予正名，以防止滥用“正名制”，造成工作被动，甚至给检察机关工作带来不利影响。要明确规定，办理“正名制”案件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对不该正名而滥行正名，并由此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该检察院领导和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
三、检察机关实施正名制度要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法律规制
检察机关应认真总结正名制度试行工作经验，及时出台相关规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以更好地兴利除弊。在实体上要精心选择案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宜实行正名制度，主要是经初查不立案的涉嫌贪污挪用案件。原因是此案案件证据易获取，有罪无罪有大量书证和物证证明，办案人员查否后能很快做出不立案决定，而且发生错案概率较小。涉嫌贿赂案件因多是一对一案件，获取行受贿双方证据较难，而且书证和物证较少，证言多有反复，很难定性处理，案件查否的原因很多，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没有及时获取有力的有罪证据而难以立案，所以涉嫌贿赂案件不宜作正名处理。对涉嫌贪污挪用的案件也要具体分析，对绝对不构成的犯罪的可以进行正名，而对存疑不立案的则不予正名。同时也不是对所有绝对不立案的涉嫌贪污挪用的案件都进行正名处理，因此办案部门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利用，在办案任务日益繁重的前提下只能是选择被多次控告、多头控告、越级控告、集体控告、社会影响大等情形的被错告者采用正名制度，恢复名誉。正名的范围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对于需要正名的当事人，检察机关可以选择三种方式：一是对本人进行通报，让其卸下思想包袱，重新轻装上阵;二是向当事人的上级领导机关进行通报，让领导机关可以对当事人放心地提拔、使用;三是召开“举报调查通报会”，向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通报，在群众当中为当事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在程序上主要是由作出不立案决定的的办案部门实施正名制度，因为作为办案部门了解案情，有利于更好地实施。实施正名制度要依照当事人的意愿，在当事人同意并提出书面申请的情况下，先由案件承办人对被举报人的“正名”要求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标准的，由承办人提出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和分管副检察长审核后，再报检察长最后审批，方可实施。正名过程中要针对查否的确实没有有罪证据，绝对不构成犯罪的案件进行有针对性地说明问题，防止发生负面影响，同时要正名前后要允许被举报人或有关单位群众进行申诉，告之群众将来掌握证据的话仍可追究被举报人的责任，检察机关发现被正名人新的犯罪事实可以重新初查，构成犯罪的则予以立案。控申举报部门要对正名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办案部门要在正名后的３天内，将有关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控申举报部门备案。纪检监察部门也要介入正名制度，实施监督，防止出现利用正名制度实施违法违纪行为。

参考文献：
[1] 《营口鲅鱼圈检察院　推行失实举报“正名制”》[N] 北国网http://lnrb.lnd.com.cn
[2] 赵继成《有必要为被举报者实行“正名制”吗？》[N] 光明网http://news.tom.com
[3] 周以明《“正名制”意义更在举报外》[N] 人 民 网www.people.com.cn
[4] 蒹葭《“正名制”让身正者影子不歪》[N] 国际在线globalviewATvip.163.com
[5] 房栋 《关于实行“正名制度”的思考》[J] 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5期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杨洁 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