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4）法民字第10号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本报告及补充调查材料收悉。根据报告的材料，经研究我们认为，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将此房做为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双方共有较为妥当。希望你院在确认共有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出发，多做各方工作，争取调解解决。

附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中，遇到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把握不准，特请示如下：
原告吴天爵，男，66岁，宾阳县百货公司退休工人，住芦圩镇红旗街212号；黄万灵，女，69岁，宾阳县百货合作店退休工人，住新宾镇仁爱街138号，与吴天爵系叔嫂关系；被告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争讼房屋座落宾阳县新宾镇仁爱街134号铺屋（平房，面积46．25平方米、另前骑楼面积15．19平方米，总价值2751元），现是被告营业使用。
讼争房屋的基地上原有原告父亲吴惠泰（1956年去世）的房屋一排三间，门牌为134号、136号和138号，1939年136号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134号被震塌，剩余断墙高者一米，低者几寸，138号房屋完好无损，吴惠泰家（下简称吴家）为居住安全，将炸塌的砖块在134号、136号东面断墙和134号南面断墙上垒起约2米高的垒墙，成为自家的一个院子。1947年林世布、肖其祥二人征得吴惠泰同意，在其134号基地的前座搭盖一间简易房屋作修补皮鞋铺面使用，建屋材料及资金是林、肖各投资谷子六担，购买木料、木皮、灰沙和雇工一人，并直接参加建房劳动，还使用了吴家的桁条五根和六千多块砖。建屋时就地利用吴家原来垒起来的134号南面的垒墙加高成峰山墙，拆掉134号东面垒墙，改为木板门面，另垒了西面和北面两幅墙，搭盖成一间面积约30平方米、山墙高4米、屋檐墙高2．5米，木皮天面结构的房屋。林、肖二人当年搬入使用，由于建屋时林、肖、吴三方对于使用吴家之宅基地、砖块、桁条，没有言明系租用、借用或投资，林、肖二人每年自动地给吴家一或二担谷子。1948年下半年肖被国民党征兵走后，该屋由林世布一人使用。1951年9月28日林世布立字据将该房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20万元卖给黄玉全（字据全文：“本人目前修建新市场仁爱街27号门牌木皮屋一间，所有修建费经本街农会调解，由黄玉全补出人民币20万元。上盖即归黄玉全管业，已于1951年9月28日如数交本人收讫，今后该屋一概与本人无关，恐后纠纷，特立此条交黄玉全收执”）。吴惠泰对此无异议。于1952年1月7日吴惠泰向人民政府办理领取了该号宅基地的《房基地契证》；因为该号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吴惠泰所以不能领取该屋的《房产契证》，而黄玉全亦因为只有该屋天面材料所有权，而砖墙却是吴家的，所以同样不能领取该号房屋的《房产契证》。黄玉全买下该屋上盖后，经营车缝业，每年照样给吴家交谷子一担。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自行投资、投料，对该屋进行修建，添泥砖、更换木料，把原房屋升高、伸长二米，木皮盖改为瓦盖，以后每年交吴家二担谷子。1955年黄把房屋出租给新宾供销社，年租四担谷子交给黄，再由黄转交二担给吴家，1960年吴家要求该二担谷子由自己直接收取。供销社租用期间对房屋作了些修理，添砖加瓦等。1962年黄又将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年租金24元，由店方分别交吴家、黄家各一半，1966年“文革”开始后，店方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理由，停止了给吴家交租，只交黄家一方的租。
1972年黄玉全要卖房屋上盖材料，吴家提出异议，责令黄将其材料拆走，最后黄玉全背着吴家于1972年4月4日立字据将该屋面全部材料折价175元卖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立字全文：“《卖屋说明书》现将本人劳动建在新宾红卫街7号门牌的一间屋面全部材料卖给新宾镇饮食服务店，全部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不包括墙根、烧砖、泥墙。经双方同意按折旧作价，议定价格为175元，自1972年4月4日交款之日起，全部为饮食店所有。关于该屋烧砖原属吴惠泰家的，泥砖是1957年供销社租做书店时添补下去的，今后对这些烧砖、泥砖如何处理，均由饮食合作店负责”）。该字据并有新宾镇革委会财务服务组和新宾镇红卫街革委会签章。吴家获悉后，曾向黄玉全提出异议。
1979年原告吴天爵、黄万灵向宾阳县芦圩人民法庭起诉称：此屋是其家老人交钱给林世布、肖其祥买木料在其围墙基础上盖成木皮房屋，出租与林、肖二人的，属其家的房产，并要饮食店补交16年租金。被告方答辩称，此屋曾经合法手续买得，宅基地是国家的，屋属店方财产。诉讼期间，原告黄万灵于1981年1月持吴惠泰1952年领取的该号宅基地的《屋基地契证》到新宾镇地财处申请换取房屋契证，由于地财处工作失误，给予其换发了《房屋产权证》。吴家领得该房屋契证后，遂于1982年1月29日强行搬入该屋居住，并毁坏店方营业设施，拆毁灶台、洗碗池，把全部营业用具、燃材料搬出大街甚至打烂部分用具，鸣放鞭炮，给围观群众发香烟糖果等。致使店方停止营业77天。
原审宾阳县人民法院于1982年4月21日（82）民字第6号判决书认定：双方争执的地方，原告人的父亲于解放前虽建有房屋，但后来已被飞机炸塌成了基地，现在此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原告人也不是原告人父亲所建，故该屋产权不是吴家的。判决：一、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二、新宾地财处发给吴天爵等人的新宾镇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三、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该屋77天，给该店造成损失计770元，除对销原属吴家的旧火砖价值685元外，吴家还要赔偿85元。
原告吴天爵等不服第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
第二审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1月28日（83）南地法民字第2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说该屋是其父亲1947年建造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以该屋房产证为据，查新宾地财处已于1982年2月23日通知此证作废，不能作为证据，吴家给该店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属借用吴家的火砖应按价折款偿还。判决：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即争议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新宾地财处1981年1月26日发给吴天爵等人仁爱街134号房屋契证无效）；二、撤销第三项；三、改判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134号房屋造成饮食店营业损失770元和毁坏灶台等设施损失计款140元应由吴天爵等人负责赔偿；吴惠泰以前借以使用的火砖计折款661元，由饮食服务店偿还。赔偿款与偿还款相抵销，吴天爵等人应补偿饮食服务店258元。
终审判决后，饮食服务店对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理，投资千元左右。该店在买得天面产权之后，还扩建了骑楼。
吴天爵等对第二审判决仍然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经调第一、二审案卷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吴天爵等人所诉“该屋是1947年其父给钱林、肖建造后出租给他们的”一节，无事实根据，但是对争讼房屋产权的认定，有如下意见：
一、林世布1951年言明将该屋上盖（不含垒墙）卖给黄玉全，以及黄玉全1972年将天面材料卖给饮食店，手续清楚，言明买卖关系应承认其有效，但卖天面材料不等于卖房屋，房屋是由吴家的宅基地（产权当年系吴家所有）、砖块（其中有一幅墙是吴家原来所垒）和黄玉全的天面材料所构成，按价值吴家比黄家价值高数倍，虽未言明共建，但实际上是房屋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建房屋应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调解解决由吴家将产权部分折价归饮食店所有。
二、1939年吴家原屋被炸毁后，长期不建筑上盖，当时仅剩下很矮的残墙，已属宅基地，不是房屋，是别人借用地基、出劳力，利用原来的砖块搭盖了简易之木皮屋，原交租也是属于交地租，后林世布转卖黄家，再经黄家出资改建为砖墙，瓦面结构房屋，吴家没有投资，也没有言明为共有，因此，房屋产权不应吴家所有；但当时搭盖木皮房屋及黄家改造时均系用原来被飞机炸毁房屋剩下的砖块，因此，应承认原砖块是属于吴家的。
三、承认宅基地原属于吴家所有，但新宪法已宣布城镇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该宅基地产权已归国家。当前吴家已有房屋居住（即136号和138号两间房屋以及134号后座还有一片宅基地），饮食服务店无铺屋营业，该店又经正式手续买得天面，砖墙是由黄家请工砌成，不能承认吴家所说是其家房屋，只承认吴家是建筑材料（即砖块），所以房屋产权应属饮食服务店，由该店补给吴家的砖钱。
我院本着第一点意见精神于今年5月28日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并于6月到当地试行调解，饮食店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的意见。并要求以1500元价格买下吴家产权部分。而且对原属吴家所有的砖块予以折价补偿。可是吴家仍然坚持房屋产权完全属其所有，店方可将其天面材料拆走，拒绝调解。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特此请示。
1984年8月24日

附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调查情况的补充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院民庭（84）民他字第15号函收悉。关于要求补充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有关情况，我们已到当地再次作了调查，现将情况补充报告如下：
一、关于1947年在搭盖简易房屋时，林世布、肖其祥与吴惠泰没有言明是租用、借用或投资，但当时是怎样说的，有否约定？
经反复向林世布、肖其祥调查，林、肖两人均说，在搭盖该房屋前和后，都未与吴惠泰协商过什么协议、合同、约定或立什么字据等之类的东西，不但他们两人没有提出条件，而且吴惠泰也始终没有提出过任何条件。据林、肖提供称，他们两人是在吴家邻居的一家皮鞋厂打工，与吴惠泰往来关系较好，当时社会有些动荡，皮鞋厂因生意冷淡而解雇了他们，为寻找生活，见吴家有两块空屋地长期不建筑，而吴惠泰又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两人交谈决定一起去问吴惠泰，说：“五叔（吴惠泰）我们想在你的这块空屋地上搭一间小屋作修补皮鞋用，找两餐饭食，得不得？”吴惠泰即满口答应：“得呀！得呀！搭就搭啦！”就这样，他们立即在两三天内买完材料，五、六天时间就把房屋搭盖起来了。
二、关于1952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对该屋进行修建，当时有否约定，是怎么具体商量的问题。
经查，黄玉全对该屋进行修建系经征求吴惠泰同意的，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只是黄玉全讲明把屋扩建之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的租。黄玉全具体是这样讲的：“我对吴惠泰说，我嫌此屋太小太矮，杉木皮做天顶，经不起大雨和暴日晒，居住很热很难受的，我想在有钱时买点瓦片，给我在此地再往内伸长些，以后每年增加一担谷租。吴惠泰说你修就修吧。我修建好以后，每年就交两担租谷给吴惠泰，他也不提出什么”。
三、1951年林世布将该房屋的上盖卖与黄玉全，并注明不含垒墙，这里的房盖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结构？
经再次查对林世布、肖其祥和黄玉全，林世布说：房屋是用杉树皮盖顶的，约用二十条桁条，椽子是用小杉木做的，全部是杉树皮盖顶，没有瓦盖，我所卖给黄玉全的上盖材料是指杉树皮、桁条、椽子和门板（约十块）。
肖其祥讲：“我们搭屋共用去十八条桁条，用杉木树皮盖屋顶（用竹片来夹），用小竹子做椽子，树皮当瓦顶，门是用几块板合做成拖龙门。砖墙砖柱全部用吴家的”。
黄玉全说：“林世布卖给我的房屋上盖是指桁条、椽子、门板、盖屋顶的杉树皮。不包括砖墙”。
四、黄玉全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立《卖屋说明书》讲明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其中仁皮具体是指什么？
经查黄玉全说，他所写的仁皮就是指椽子。
五、按规定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买置房屋是否要经政府批准？该批准权由哪一级政府主管？
我们走访了自治区城建局房产管理处、宾阳县财政局、宾阳县税务局、宾阳县财政局新宾镇地财处等房地产管理部门和查找有关规定，国家没有专门关于集体单位不得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的规定，也没有规定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由哪一级政府批准。广西和宾阳县人民政府也没有类似规定。解放以来，广西和宾阳县对于集体单位购买城市、镇私有房屋须办理的手续，与人民群众间私有房屋买卖须办理之手续相同。即：第一、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分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信和身分证明；第二、私有房屋必须是无所有权纠纷；第三、买、卖房屋当事人自愿商定合理价格，订立买卖契约并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或农村生产大队审查同意；第四、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房产转移手续。
按上述规定，查黄玉全出卖该房屋时，未持有该号房屋所有权证，据黄玉全说：“土改时，房屋换发新契时，我当时认为这间房屋不是我的，所以我不理睬，没有去办理房屋契证，因我考虑到自己每年还要交租给吴惠泰，所以我一贯都认为这房屋不是我自己的，房屋的砖是吴家的，我自己只有天面材料”。黄玉全卖该屋天面材料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虽经所在街道居民委员会和店方之上一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但黄玉全是背着吴家出卖的，吴家事前事后都对此提出异议。店方购买之后，至1980年因新宾镇房管部门停止办理私有房屋买卖产权转移手续，店方未能办理到房屋产权证，1980年房管部门恢复办理手续后，店方前往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由于吴家提出异议而不能办理，1983年11月2日店方持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南地法民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到宾阳县新宾地财处办理了该屋的所有权证。
以上仅就来函所提问题作补充调查报告。现随报告报上案卷三宗，请审查批示。
1985年1月4日


律师文化之思考
樊 斌 杰
内容摘要：律师文化当归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属人类精神财富。具体指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共同具备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律师是法律文化的传播者，社会正义的捍卫者。为传播法律文化，应提高人文素养：明德、博学、缜思、慎行；为实践正义，应有为权利而斗争的观念和勇气。
关键词：律师文化/服务理念和核心价值/明德、博学、缜思、慎行/为权利而斗争
按《辞海》的解释，“文化”有三重含义：“1、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2、泛指一般知识。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阐述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的精神财富，其内容博大精深，其历史源远流长，任何人也难以穷尽其内涵。
本文作者认为，就“律师文化”而言当归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即为律师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指律师这一职业群体所共同具备的人文素养和专业水平。具体来说就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积淀的由“服务理念和核心价值、道德、知识、专业素质、语言沟通能力、为权利而斗争的精神及团队文化等”诸元素构成的总和。
一、律师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
《律师法》明确了我国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职业使命。“两个维护”之所以成为律师的职业使命，是因为权利是公民和其他组织赖以生存和进行社会生活的根本，对其至关重要。权利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其不可缺少。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限，以及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人们生产或生活等社会活动中常会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产生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使权利受阻碍，甚至遭非法侵害、剥夺。有阻碍就必须有疏通，这是现实需要。基于这种社会活动的现实需要就产生了律师制度，出现了以专门维护权利为职业的中国律师。只有律师积极参与“权利疏通”，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有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积极维护法律的实施，我国社会才能真正进入法治社会。因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服务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为职业的核心价值，法律至上，广布法理写文章，向社会主体阐释法律精神和传播法治原则。
二、律师应明德、博学、缜思、慎行
律师是个高智商、高文化、高修养的职业，在世界范围内对律师的要求都很高。因为，社会上的事物是复杂多变的，作为一名律师，没有渊博的法律知识、精深的科学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是不可能准确地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解释或应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并定纷止争、化解冲突、维护人权和法律尊严。基于此，律师要以“明德、博学、缜思、慎行”为最高境界。
明德，要求律师求公正，趋平和，守诚信、遵师道。社会的法制造就了律师，市场经济发展了律师，“律师应该有商业头脑，但律师绝对不能成为商人”，成为当事人的雇佣军，只要收了钱，就毫无原则地为当事人说话，搞假证，甚至教唆翻供。律师应积极追求并维护社会的公正，以和善之心待人，以和善之心持事，以和善之心立行。有诗云：“你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境界。”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律师事业的腾飞首先源于纯正的心灵和良好的信用。以“诚”待人，以“实”处事，以“信”取胜，应成为律师执业活动的基本准则。倘若律师丧失诚信，其直接后果是丧失当事人的信任，而其潜在的恶果将导致整个律师业的社会公信度的衰退。为确保律师服务的诚信度，应健全律师诚信体系建设，用制度的力量来保证守信者获益，失信者受诛。
唐朝韩愈《师说》中论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律师是法律之师，传播法律文化、传播法治理念。“水唯善下方成海，山不矜高自极天”，律师应克服好为人师的毛病，不可不懂装懂，以讹传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害人害己。
博学，要求律师知识面要广博，博览群书，触类旁通。律师工作的本质是一项理性的职业，平衡和理性的判断是敬业律师的职业财富。平衡判断既要求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又有捕捉事实的法律细微末节的洞察能力。由此要求律师，一要悉法，研修法律，争取机会与同业交流切磋、学习或改进法律技能。交流产生价值，联谊促进发展。二要通法，不仅要掌握立法背景，理解立法精神，明确立法目的，而且要探求立法者具体的规范意思、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不仅要懂民事，而且要懂刑事、懂经济。要对各类法律烂熟于心，了解法律哪里不公平、哪里有漏洞。更为重要的是更懂得和更愿意运用法律的程序来纠正法律本身的偏差，敢于对法律的不完善处进行质疑。无知孕育了教师的壮大，纠纷造就了律师的兴盛。三要学贯中西，文史哲不分家。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四要博闻强记，处处留心，勤于积累。在社会这个大课堂，只要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会“民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慎思，要求律师要有精细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敏捷深邃的洞察力，能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问题，想出别人不能想出的办法。
慎行，要求律师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应三思而后行。律师工作独立性很强，其业务活动与他行业相比有着更为浓厚的个人色彩。当你为当事人当参谋，作决策时，因受个人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的局限，倘若急于决断，稍不慎就要出问题，给当事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在服务活动中，律师弄错法律关系，错误行使请求权的事并非鲜见。因此，律师处事应遵循古训，“三思而后行，可以为师焉”。
三、律师应“在法不言法”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语言是社会潮流的“体温计”，中国市场经济已造就了一批企业家群体，这些企业家对法律已不再陌生，律师在中国企业经营者的心目中地位日益跌落,不再受企业家追捧。倘要保存地位，就必须与其沟通，将法律语言转化为工商语言，把“民法法条”的说教转化为市民社会的“生存发展理念”，变“在法言法”为“在法言官”、“在法言商”、“在法言民”、“在法言学”、“在法言世”、“在法言情”；把“公司语言”转化为企业家的“MBA语言”，用“市场调节经济”比“用计划管制经济”好，是《价格法》解决的问题之一，“现代企业制度”比“人民公社”好，是《公司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律师能提炼，总结，并进行知识扩展，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句句不谈法，而句句不离法，就能同企业家产生共鸣；把入世后的“WTO语言”转化为综合提高民族竞争力，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国际化语言。如美国的波音公司要将产品推销中国市场，把“波音7E7”改成“787”，因在中国文化理念中“8”是一个吉利数，“8”即“发”，代表着特殊的和谐含义。这一微小的改变让这个公司打败了欧洲的“空中客车”，一次向中国销售了60架客机。如果律师了解各民族文化的理念，就增加了与所有民族精英对话和交流的机遇，其价值绝不可低估。用新语言表达新理念，就能创造新价值。
四、律师应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和平的手段则为斗争。律师真正而全部的工作是挑战权力，包括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要履行并实现这一使命，就要有挑战权力的勇气。任何社会都有个权力制衡问题，律师制衡作用的力量是通过一种民间的力量。现在世界各国都把律师包括律师制度、律师职业看作是社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私权的保障者。律师一天到晚和各种层次的人打交道，了解人民的脉搏，春江水暖鸭先知，社会百态律师先知。律师救弱扶贫，要勇担挑战权力的重担，为权利而斗争。作为一个律师，其使命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他人的权利而斗争。律师的任务是使当事人懂得自己有哪些权利，如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何行使保护自己权利的程序。律师为当事人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就是一个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为权利而斗争，对于律师来说，本身就包含着为一种信仰而斗争，把自己的职业当作一种执著的信念来追求，在我们的律师队伍中，有的仅仅为了赚钱，而有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而赚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而赚钱。律师的最高信念，无论作为一个服务之道还是作为一个治国之道，但为权利而斗争，就是律师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好体现，也是律师的最高精神境界、精神追求。法律所经过的路程不是香花铺路，而是腥血涂地。中国的法治之路即坎坷又艰辛，但为了保全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律师应不偎强权，挺身而斗！
五、律师应以团队文化，打造大牌律师
律师的业务活动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律师习惯于单兵作战而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可单兵作战是无论如何战不过团体的。在现代信息社会，脱离集体单靠个人力量进行创新也是不可能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律师事务所的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公开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依赖于律师之间默契的信息交流和信息反馈，越来越需要团队具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的目标。要在中国律师中打造大牌律师，品牌律师，就必须走团队发展之路，打造出规模宏大、管理先进、财力雄厚、声名显赫的名牌律师事务所。因为成就一个大牌律师，个人因素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打造大牌律师的机构。一个律师，他的头脑再好，技能再精湛，如果一生栖身于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型事务所，他终究也成就不了一个大牌律师。律师事务所就像是一家工厂，规模小、档次低的工厂，很难制造出名牌产品。只有当工厂达到相当的规模，它才有可能问鼎“名牌”二字。可以说，大牌律师是个人奋斗的成果，但更是环境铸造的产品，是打造的结果。
当代人已经发现，自我实现离不开他人价值的实现。降低他人的价值等于降低自我价值。现代的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本质已从“自我中心”转变为“我—你公式”，崇尚团队精神，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
总之，律师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追求民生，崇尚科学，维护人权，促进法治为己任，“坚定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努力打造政治坚定，业务过硬，品质优秀的律师群体，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添砖加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谱写和谐的音符。

（江西东太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