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第22号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已经2009年7月27日市政府第13届8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广宁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本市法律援助工作，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和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条 市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本级财政年度部门预算，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四条 市和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和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受理和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监督和检查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等法律援助日常工作，指导各街、镇司法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五条 市律师协会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支持和指导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老龄工作委员会为维护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开展法律援助活动。
第六条 法律援助经费包括法律援助机构人员经费、办公经费和法律援助业务经费。
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包括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培训、翻译、鉴定等经常性专项经费。
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由法律援助机构管理，专款专用，法律援助业务经费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七条 办理法律援助事项补贴按照广东省的补贴标准和上年度办理的法律援助事项数量核定，实行据实支付和结算。
第八条 每年的11月9日为本市法律援助宣传日。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在法律援助宣传日应当组织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第九条 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人员应当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为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办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
第十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
（一）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市审理或者处理，或者本市户籍人员的法律援助事项在本市外审理和处理；
（二）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或者属于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员；
（三）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第十一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根据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法律援助的资源和需求以及公民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能力等因素，按不低于本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5倍确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二条 公民申请代理、刑事辩护的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提供证件、证明材料。
下列人员申请法律援助，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一）由民政部门进行社会救济的人员；
（二）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已获得司法救助的人员；
（三）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待遇的农民工；
（四）义务兵；
（五）因实施见义勇为行为需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员；
（六）依照有关规定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的其他人员。
第十三条 基层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该人民法院所在地或者案件审判地的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除基层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人民法院在本市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依法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按照诉讼阶段由案件侦查、起诉或者审判机关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四条 除刑事诉讼案件以外的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对该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或者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区、县级市劳动、人事仲裁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其他仲裁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的法律援助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首次收到法律援助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五条 除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以外的其他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当事人因该事项的后续法定程序继续申请法律援助的，由已办结该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继续受理。
第十六条 各街、镇司法所应当接收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并进行初步审查，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和审查意见报送所在区、县级市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接收同级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老龄工作委员会转交过来的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等申请法律援助的材料。
第十八条 律师认为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以指引其到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当事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并在2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材料转交有受理权的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因上述行为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根据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报送和转交的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在收到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转交的法律援助申请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将是否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同时通知转交该申请材料的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等组织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律师事务所以及街、镇司法所。
第二十条 申请人依法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提出异议的，确定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知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维持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的决定，并将维持的决定及其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作出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时，应当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和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依法确定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并告知申请人。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中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应当采用轮值方式。
市律师协会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有业务专长并自愿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单。
法律援助事项对承办人员的专业知识或者资历有特殊要求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或者受援人的意愿，在前款规定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名单中选择指派承办人员。
第二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收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通知后，应当在1个工作日内，根据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确定负责承办的法律服务人员，并将承办人员名单和联系方式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为承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依法对其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意见；法律援助机构经核查情况属实的，应当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并告知受援人。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规定对其指派的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并向承办人员支付法律援助事项补贴。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员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有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向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反映并提出处理建议。
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市律师协会收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的处理建议后，应当依法进行调查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有违法行为的，由上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宪法司法化散论——从我国宪法司法第一案谈起
周 菁* 王 超**
摘要：近来，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的司法解释引发宪法司法化问题。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此次批复为我国实行宪法司法化提供了绝佳机会。不过，在我国法制环境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宪法司法化并非一蹴而就，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
关键词：批复；宪法；司法化
1999年1月29 日，原告齐某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被告人陈某、陈父以及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告上法庭。案件要从1990年说起。当年，原告齐某参加中考，被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班的委培生，但是齐某就读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直接将它送给了和齐某同级的陈某。于是陈某以齐某的名义在该校财会班就读，陈某毕业后被分配在银行工作。直至1999年初，齐某才得知自己被陈某冒名10年的事情。齐某一纸诉状以侵犯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上述被告告上法庭，要求上述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
这一则看似简单的民事案件，却给中国司法界出了一个难题。侵犯姓名权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有详细的规定，但是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仅仅是宪法上的权利，除了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之外，没有民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保障，基本上是一种处于“悬空”状态的权利。而在我国的审判中也没有直接援用宪法条文进行判决的先例，因此，在法律上这种受教育权虽然有规定但是却无法得到保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13日颁布司法解释，准许适用宪法条文对原告的宪法权利进行保护[1]。这一批复的出台，开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援用宪法进行保护的先例，也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开端。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的发展脉络
宪法司法化，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法规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1]。在宪法司法化情况下，对于的公民最重要的权利或者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态的保护——消极的抑或是积极的保护——都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公民的宪法权利予以保障。由司法机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障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惯例。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政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法官可以宪法为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实现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属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了广泛认同，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
二、宪法司法化的生长因素
宪法司法化的产生并非偶然，它之所以倍受世界各国青睐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从宪法和普通法律法规的关系来讲，普通法律法规是宪法的具体化和量化。普通法律法规对宪法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扩展，使宪法规范的内容更加具体的展现出来；同时在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阐述过程中，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内容例如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公民的权利限度进行了量化，并对超过法律规定的度的行为进行相应的惩罚。普通法律法规的这种具体化和量化必须以宪法规范的内容为制约和纲要。从总体上，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因具有原则性、政策性而无具体惩罚性或者弱制裁性，所以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宪法非司法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具体化和量化的法律才能将这些权利落到实处。但是由于普通法律法规不可能包罗万象、完美无缺，因此，许多权利实际上并未得到具体化与量化。无救济则无权利，为兑现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上述情况下，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普通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予以判案。
其次，从宪法和法官的关系上来看，宪法通常被视为法治国家的生命之树，法官则成为看护这棵树的园丁。由此可见，法官在宪政发展史中处于积极的地位。例如，在美国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隔离不平等”原则推翻了Plessy V. Ferguson一案中确立的“隔离且平等”的原则，[2]宪法成为判断案件的最高准则和价值依据[3]。两案中，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样是依据宪法第14修正案却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这说明英美法系法官本来就被视为造法者，“法律无非是法官所宣读出来的内容”，法院的职责只是“通过对法律原则的不断重述并赋予他们不间断的，新的内容来使他们与道德习俗保持同步”[2]。而大陆法系学者则认为，法官只是严格依照法律办事的法匠。在我国法治之下，法官的地位比较尴尬，法官既不是法匠也不是“造法者”，我国司法裁判的地位不高，既没有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也没有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因此，在法律的空隙中，法官也没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范围也比较狭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是我国法官地位逐渐提高的产物和表现，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应当认为权利不只是靠司法救济才能够实现，但是法律应对权利的保障排除障碍，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能拒绝权利的救济请求。
最后，宪法司法化是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的必然要求。我国法制化的进程就是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宪法是母法，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基本权利绝大多数已由其他法律具体化和量化，公民对已经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但是对于没有被具体化和量化的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不从其它法律的源头即宪法中寻求司法救济，那么基本权利不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再是权利。在权利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这些“沉睡”的权利不再是“无主物”。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最终解决或者最终救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宪法救济使得公民的某些处于“悬空”状态的基本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宪法司法化是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艰难抉择
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规范本身具有原则性，其规范模式特别是对公民权利的规范是授权性质的，没有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的后果进行相应的规定，常常使得法官认为援引不具有操作性的宪法条文没有必要。其次我国宪法作为高于其他法律的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政策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法、民法等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对此，有人曾批评道：“正是基于这两个颇具‘暧昧’色彩的司法解释的误导，中国司法机关形成了拒绝适用宪法判案的僵化的思维定势和司法惯例。”[3]
迟来的惊喜往往更让人兴奋异常。此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可以说是对旧观念的大胆突破，如果以此为契机，能够在我国构建以司法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那么称这个批复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绝不为过。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量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一般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因此实行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实现法治、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的权威不应当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或者违宪争议，宪法不应保持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唯于此，法律才不至于成为摆设，法制观念才能暖人心田。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不缺宪法，宪法至少从纸面上获得了非常崇高的地位。但是有一部全面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宪制政府权力的宪法不一定有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可谓司空见惯，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与权威，使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再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变成现实，时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得到有效地追究与纠正。只有这样，徒具口号意义的宪政才能转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可能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