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人民政府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242号



《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7月25日省人民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2012年8月20日




安徽省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行为，提高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质量，保障乘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安徽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及其管理活动。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客运，是指使用5座以下小型客车，按照乘客要求提供客运服务，以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经营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的领导，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情况，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城市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发展规划，对出租汽车运力投放实行总量调控，保障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健康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其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城乡规划、财政、工商、价格、质监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出租汽车客运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便民的原则。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当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为乘客提供安全、便捷、优质的服务。
第六条 鼓励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公司化发展，推广信息化管理和使用环保、节能车型。
第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可以依法成立或者参加行业协会。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依法维护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经营许可



第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实行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许可、车辆营运许可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许可制度。
第九条 申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数量的资金；
（二）有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
（三）有符合规定的固定的停车场所；
（四）有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驾驶员；
（五）有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
（六）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服务质量保障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车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营运车辆标准和机动车尾气排放要求，并经检测合格；
（二）安装出租汽车顶灯、空车待租标志和经检定合格的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
（三）喷涂出租汽车客运标志；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二）年龄不超过60周岁；
（三）有3年以上驾龄，且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经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考试合格后，领取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第十二条 申请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应当向所在地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作出是否予以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在审查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申请时，应当根据当地城市出租汽车客运行业发展规划和出租汽车运力投放数量，通过招标等公平竞争的方式确定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许可。
第十三条 出租汽车经营资格期限为6年到8年。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具体期限。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期限届满，经营者需要延续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许可的，应当在期限届满3个月前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重新提出申请，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结合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作出是否予以许可的决定。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更新车辆的，应当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对不再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车辆，应当拆除计价器、顶灯等附属设施，清除出租汽车专用标志。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在许可的营运区域内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不得擅自暂停、终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不得擅自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需要暂停或者终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在暂停或者终止前30日内告知原许可机关。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许可机关注销其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
（一）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期限届满的；
（二）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后6个月内无正当理由未投入营运，或者在经营期限内连续6个月未营运的；
（三）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依法被撤销或者吊销的；
（四）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终止经营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许可机关注销其从业资格证：
（一）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二）年龄超过60周岁的；
（三）因身体健康等原因不宜继续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
（四）驾驶证依法被撤销、吊销或者注销的；
（五）从业资格证依法被撤销或者吊销的；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执行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制定的客运价格并明码标价，使用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
出租汽车客运价格的制定或者调整，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服务实行站点租乘、招手租乘、电话预约、网上预定等方式。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为乘客提供方便、及时、安全、卫生、文明的服务，对急需抢救以及老、弱、病、残、孕等人员优先供车。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定，确保其准确度。
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的标准和更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技术规范对出租汽车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
（二）按照规定在出租汽车上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信息采集、存储、交换、监控功能的设施；
（三）遵守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规范，加强对驾驶员的管理和安全生产、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四）依法办理乘客意外伤害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强制性保险；
（五）建立健全车辆及驾驶员档案，按时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六）公布服务电话，并配合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时处理乘客的投诉。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上岗，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随车携带车辆营运证，并在显著位置放置服务质量监督卡；
（二）遵守交通法规和出租汽车行业服务规范，着装整洁，文明礼貌；
（三）对营运车辆定期清洗和消毒，保持车辆整洁卫生、设备设施完好；
（四）出租汽车空驶待租时，应当显示空车待租标志，白天亮牌，夜间亮灯，载客后倒下空车标志；
（五）在许可的营运区域内营运，不得异地营运，但可以送乘客到异地并载客返程；
（六）按照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行；
（七）未经乘客同意，不得搭乘其他乘客；
（八）不得在禁停路段内停车载客；
（九）不得采取欺骗手段招揽乘客或者强迫乘客乘车；
（十）进入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设有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的区域营运的，应当在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依次排队候客，不得场外揽客；
（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其他规定。
前款第五项所称异地营运，是指起讫地均不在许可的营运区域内，或者送客到异地后就地绕城喊客、拉客、等客等招揽乘客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拒载行为：
（一）车辆开启空车待租标志后，遇乘客示意停车而拒载的；
（二）车辆开启空车待租标志后，在停靠站点或者路边候客而拒载乘客的；
（三）无正当理由中断、终止服务或者将乘客移交他人运输的；
（四）在城区内营运，因乘客不同意议价而拒载的；
（五）在营运期间挑拣乘客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载乘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带违禁和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乘车；
（二）不得要求驾驶员违反交通管理规定行车、停车；
（三）醉酒者或者精神病患者乘车应当有人员陪同或者监护；
（四）按照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显示的金额付款，并支付因运送乘客而产生的过路、过桥、停车等费用。
乘客违反前款规定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或者终止服务；终止服务前的运费，乘客应当按照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显示的金额支付。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绝支付运费：
（一）不按照规定使用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的；
（二）不出具税务部门监制的发票的；
（三）因驾驶员的责任或者车辆原因，不能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
（四）驾驶员无故绕行的。
第二十六条 乘客要求驶往边远、偏僻地区的，出租汽车驾驶员有权要求乘客随同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治安报警点办理登记手续；乘客不予配合的，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运送服务。
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当设法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交给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或者驾驶员因归还乘客遗失物品而发生的车辆行驶费等合理费用，由遗失物品的乘客承担。
第二十八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规划出租汽车营运站点。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以及客流比较集中的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规划，设置出租汽车专用通道、候客点、停车场，并免费向出租汽车开放。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和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建立服务质量投诉举报受理制度，公开举报电话、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接受社会监督。
乘客认为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或者驾驶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或者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投诉，并提供出租汽车车牌号码、乘车发票、起止地点、本人联系方式及真实姓名等有关证据和材料。
第三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接到投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乘客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投诉。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接到投诉后，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可以在10日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人。被投诉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或者驾驶员，应当接受出租汽车管理机构的调查，积极配合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处理投诉。
第三十一条 乘客投诉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失准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提供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出具的检定合格证明。乘客仍有异议，要求重新检定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将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送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检定合格的，检定费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乘客承担；检定不合格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应当退回多收价款，校正或者更换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并承担检定费及乘客支付的其他合理费用。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实施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和驾驶员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制度。
第三十三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每年对出租汽车进行一次审验。审验内容包括：车辆结构、外观颜色变动情况，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出租汽车顶灯、空车待租标志、计价表以及具有行驶信息采集、存储、交换、监控功能的设施等情况。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结合审验情况，监督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按照国家规定的检测周期对出租汽车进行检测。
第三十四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及其执法人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监督检查。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有2名以上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规范着装，文明执法。
第三十五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应当重点在出租汽车停车场及停靠站点、客流集散地和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路稽查站等场所实施监督检查。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和复制有关材料，但应当保守被检查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情况。
第三十六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在实施监督检查时，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营运车辆予以暂扣的，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暂扣决定书和清单，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应当在暂扣决定书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对提供车辆营运证等有效证明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退还被暂扣的车辆；对不能提供有效证明或者经查实属于无车辆营运证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罚决定，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后，应当立即退还被暂扣的车辆。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对暂扣的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车辆在被暂扣期间因保管不善造成损坏或者灭失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七条 出租汽车管理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已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依法撤销其相应的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由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使用未取得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
（二）聘用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人员驾驶出租汽车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2000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车辆营运证。
（三）未报告原许可机关，擅自终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
（四）擅自转让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营运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没收违法所得，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对出租汽车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出租汽车上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信息采集、存储、交换、监控功能的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七）未建立出租汽车车辆及驾驶员档案，或者未按时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统计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
（八）未及时处理乘客投诉或者拒不配合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调查处理乘客对其投诉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未持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上岗或者未在显著位置放置服务质量监督卡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超出许可的营运区域营运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三）故意绕行或者营运中未经乘客同意搭乘其他乘客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四）无故拒载乘客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五）采取欺骗手段招揽乘客或者强迫乘客乘车的，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在出租汽车专用停车场依次排队候客，场外揽客的，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照法定的条件、程序和期限实施行政许可的；
（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四）不按照规定受理、处理乘客投诉的；
（五）违法扣留出租汽车或者车辆营运证的；
（六）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七）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2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之透视
——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郁雷 德路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


[一则案例]
某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小区要创建文明小区，要利用一块绿地来建造一个车棚。其中2000户人家同意建筑车棚，有1户人家不同意，因为车棚要建造在其房前。

[问题的提出]
以上是一个看似简单而常见的民事纠纷，它向我们提出的是：一个社群的公共利益与该社群内部的私人权利发生冲突时究竟应当如何取舍？这种冲突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冲突种类：它不同于单纯私人权利之间的冲突，它也不同于国家公共权力在运做过程中与某社会利益共同体或私人之间的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翻开我们的法律，从中找不到明确的解决依据；翻开我们的法学论著，对此问题的阐释又像在打擦边球般无关痛痒。是这个问题本身缺乏深入探讨的价值呢？还是我们的学界缺乏发现和捕捉问题的眼光——而更多关注诸如公权力与私权力冲突等此类有关宏旨的议题，似乎只有它们才能根本上有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按照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在他的《自由秩序原理》中的核心观点，包含法律的社会秩序是原生自发形成的，而非立法者刻意构造出的，此种刻意为之的法律秩序往往会因缺乏社会或群体基础而不成功。如果哈耶克的观点是基本客观和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探讨公权利与私权利是如何冲突和解决的，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并不在探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问题之下。因为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在微观领域内的缩影和范式，而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在更广阔的国家生活及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延伸和放大。[1]以下部分将围绕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以及公益与私利的取舍两个方面来分析公权利与私权利冲突的本质。

[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
在上述案例中，不同意建筑车棚的那1户人家在是否具有道德或法律上的义务服从小区绝大多数居民在其房前建造车棚的决定呢？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这里究竟是分离的还是重叠的？
从内容上看，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及授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是法律明确要求法律主体积极地为一定的行为；禁止性规范明确要求法律主体不得为一定的行为；授权性规范则是允许法律主体采取可供选择的多种方式之一处理其所面对的法律问题。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包含了上述三种义务：强制性义务、禁止性义务、选择性义务。
道义或称道德义务，是指处于社会中的个人所应遵循的基本的公共道德所强加于其内心的社会规范，它是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希望创造起码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2]
回到上述案例，我们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分野并不象它们的概念那样泾渭分明。
首先，该小区的2000户居民究竟有没有权利决定利用某一块绿地来建造车棚呢？我们看到，该小区是一个典型的松散型社群，尚未形成严密的组织机构，即使抛开具体的法律背景，建造车棚无疑符合这个社群的公共利益，因为没有车棚会导致该小区自行车停放混乱、进而影响到小区居民的行走便利及小区的文明形象。在法无明文禁止即为自由[3]的领域内，社群有权决定采取不为一国法律所禁止的公益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对此种法无禁止的自然权利，有没有它自身行使的边界呢？在道德和法律上，此种权利人的相对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或者在以义务为本位的前现代社会[4]，社群的力量是强大到足以压制和碾碎它内部的不同声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强调的是个人对社群的服从和义务，社群的公共利益被认为与其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损害社群的利益即是损害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因此个别成员的利益无论怎样是不能与社群的利益相提并论的。此种所谓个体对集体、成员对社群的服从是绝对的，既是法律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义务。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对此种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确认。实际上，在国家未动用法律武器强制保证服从和义务的实现以前，个人就早已屈从于此种社会道德和公共舆论的压力了；即便有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熄灭在公共道德调整的范围内。
在以法治为根本标志之一的现代社会，公共道德已有了全新的内涵，当社会普遍认可以权利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时， 公共道德也不可避免的适应了这一变化的要求并被反映到立法中。以中国法律为例，《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这一规定将以往公共道德所调整的邻里关系纳入到法律调整的范畴，它既不是一个禁止性规范——绝对禁止不动产相邻各方给他方造成合理的不便，它也不是一个义务性规范——绝对要求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对他方造成的不便给予容忍；而是赋予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妥善处理问题的选择权[5]，并要求对相邻方造成妨害或损失的应给予他方一定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即法律肯定并鼓励人们按照符合公共道德的行为（比如互利互让、合作妥协）解决潜在的纠纷，但是此种行为仍应受到不得侵犯他人权利的限制。立法者试图在公共道德和私人权利之间做出恰当的平衡。
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假设二类情形：
第一种情形，如果车棚完全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不必建在那1户居民的房前，那么此种以公共以社群的名义做出的决定，则是对个人权利的粗暴侵犯——对该户居民的通行权造成不便、对通风、采光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即使同意的小区居民法占绝大多数，法律也不应保护此种决定及其行为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以集体名义做出的行为仅仅是假公众之名，本质上具有直接违法性。按照中国法律，被侵权的居民有权依据《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6]要求侵权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即当车棚尚未动工时不得强行动工，当车棚已经动工后停止继续施工、拆除已动工的部分以恢复施工前权利人权利未受损失的状态。因此，尽管该户居民在道德上可能会受到来自小区整个社群的压力甚至被认为是“自私”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在法律上，他完全没有屈从于此种所谓“公共道德”或“公共利益”的法律义务。可见，道德和法律在此是分离的，甚而是对立的。
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车棚完全没有可能建立在空旷的场地而只有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那么道德和法律仍然是分离和对立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论是私法还是公法均承载着社会基本的公共道德，在特定的情形下，法律和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统一的。[7]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即便是私权的行使也应受到“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限制，如中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8]即是对上述原则的具体体现。在处理相邻关系时，该户居民与小区其他居民的利益既有对立的一面，更应当看到两者间统一的一面，该户居民也是小区建造停车棚之后最终直接的受益人。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下，《民法通则》第83条授权采取协商的方式、本着公平互利的原则解决双方的冲突。在一方权利不受限制就无法实现另一方或者公共利益时，法律鼓励双方进行合作和妥协，同时规定了不经一方同意擅自采取侵害他方利益的行为的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可见，团结互助这一道德准则已经转化为法律上的要求，漠视这一道德准则的单方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法律的核心恰恰是公共道德。该户居民既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也相应承担了法律上的义务去与做出决定的小区社群沟通协商、进而在公平受偿的基础上对自身权利采取必要的限制。

[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
公共利益做为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打破了“私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法禁忌，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立法所吸收和体现。然而，公共利益[9]的概念及其宽泛，在不同的国家，甚至相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它可以有不同的外延、内涵和表达，“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社会公序良俗”诸如此类的法律概念在内容上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脱离了具体的法制背景和个别案情探讨公益优先还是私利优先这一命题是毫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判断的标准和相应的对策。
仍以上述案例在中国法律框架下进行分析，判断公共利益是否优先的标准有三：
一是该种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比较是否为较大的利益。公共利益是为实现社会全体或一个社群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私人利益是个人为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追求的利益。公共利益不是许多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公共利益的受惠主体是不特定的。受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共措施或行为的受益者，相反，私人利益受惠主体是特定化和受局限的，尽管权利人也有可能是特定的多数。小区建停车场并非为了个别有停车需要的居民的利益，而是为保证小区的文明环境和所有居民的通行便利，是小区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因此该种公共利益的实现比起个别居民的私人利益具有更大的价值和宏观效应，最终会推动社群整体福利的提升。
二是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是否是必须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如果采取其他可供替代的方法仍然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就不应当采取对私人利益造成损失或造成更大损失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如果完全有可能在其它场地建造车棚而不损害该居民的采光、通行权益时就不应当将车棚建在该户居民的房前。
三是对利益受损人是否给予了相应的合理补偿。以本案为例，小区社群有2000人，假设其因为建立车棚而获得的公共利益是v，该户居民因车棚建在其房前遭受的损失是x，因此，理论上讲，该居民应获得的合理补偿y=x-v/2000，当事人可以根据己方受损的程度要求受益方的代表组织（实践中可以是作为小区社群代表的业主委员会）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反之，在没有确定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该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在已经造成侵犯私人利益的情况下，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应受正当质疑，对于已造成私人的损失必须给予赔偿。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并不能因为事后对权利人给予赔偿而获得当然的法律效力。[10]
在判断某种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之后，我们还应考虑如何处理好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处理这一问题的途径有两个：
一是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途径解决。一国宪法是该国法制的背景，首先在宪法中应明确除为公共利益需要并给予合理补偿外，私人的权利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关键的问题是宪法本身或宪法解释机构对何谓“公共利益”应当做出更明确的界定。除宪法外，一国的基本法律还应将具体的社会关系纳入其调整的范围，如上述案例中，小区社群的公共利益和其成员的利益的冲突应当可以纳入物业管理方面的基本法律。但是我们看到，中国2003年出台的《物业管理条例》重点在于规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管理委员会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小区社群（业主全体）及其内部成员（单个业主）的关系，只是笼统规定了业主公约、业主大会的决定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11]；对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解决没有进一步做出规定，仅仅侧重于组织管理方面的规定，忽略了其中包含的契约性法律关系。
二是从契约的途径解决。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强行规定公共利益优先并不有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在某些涉及到社群公共利益与其成员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跳出组织法[12]所强调的决定——服从关系的局限性，从平等主体间关系的角度考虑解决的途径，与其在法律上界定何者利益优先不如将选择权交于当事人自身——通过协商进而通过权利的自我约束和补偿机制，务实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结论]
以上的思考向我们揭示：在现代法治社会，公权利和私权利的冲突在本质上反映了道德和法律、公益和私利内在的差异和对立。缺乏具体的语境，我们无法判断公权利和私权利何者具有更高的价值或更应受到法律的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此种冲突不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法律往往只能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私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公权利的行使也不应使私人利益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在私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时候还是公权利的行使有可能损害到私人利益的时候，行使权利的一方都应本着互利互让、诚信协作的基础上自觉约束其自身权利行使的边界；权利受限的当事方因此应当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损害实际发生后受损的一方均有权要求侵害方给予相应的赔偿。

注释：
[1] 根据哈耶克的二元论观点，法律和立法是两个不同的事物，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才是立法的源泉，而不是相反。因此，探讨公权利和私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突并解决的可以为立法上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架构及其限制问题提供借鉴，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剥离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后，本质上与公权利无异。
[2] 博登海默认为，道德起源于“有组织的群体强烈渴求创立社会生存的宽容环境，创立社会道德的箴规来遏制群体内的侵略性，减少掠夺和肆无忌惮的行为， 培育对别人的关心，从而扩大了和睦共处的可能性。……道德箴规的主要目的是诱使人们去做社会所称赞的行为。社会道德很有理由被看作对客观的价值等级的认可，这些价值指导人们在特定社会中彼此如何相处。” 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7页。
[3] 严格意义上说，“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仅适用于私法领域，在公法领域，应遵循“法无明文许可则禁止”的法律原则。
[4] 前现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统称，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可以看作是前现代社会。
[5]《民法通则》第83条因此可以看作是规定了一项选择性义务，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使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受限制的一方对相对方也就承担了契约上的义务。
[6]《民法通则》第134条。
[7] 富勒认为，“义务的道德和法律最接近，……义务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向往的道德和法律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向往的道德同法律的目的实现有联系。转引自：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405页。
[8]《民法通则》第7条。
[9] 有学者提出界定“公共利益”的四个基本标准，分别是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参见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 载自《人民日报》 （2004年08月11日 第十三版）。
[10]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身已表明该行为的违法性，显然，违法行为不因为事后赔偿而转化为合法行为。
[11] 《物业管理条例》第12条、第17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