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巢湖的刘大爷一家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当年8月底，刘大爷的双胞胎儿子同一日领证结婚，娶的都是云南傣族的姑娘，就在刘大爷一家欣喜不已时，两儿媳在婚后的第七天一起“消失”。多方打探后，刘老汉才知被骗。日前，巢湖??局行姆ㄍヒ悦挥薪?⑵鸱蚱薷星椋?蚱薰叵得?媸低觯?崾?苏舛运??バ值堋坝忻?奘怠钡囊鸦樯矸荨！保ǚ锘送?012年06月19日法制纬度栏目刊登）。
双胞胎被骗婚后，苦于无法找到“新娘”，无法解除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导致无法重新缔结婚姻关系，最终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听来貌似“可喜”。但从法律层面上来分析，该案的处理还是有疑窦的。关于骗婚案件的处理，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理清：一是婚姻关系的效力；二是救济途径的选择。

一、骗婚姻法关系的效力问题。

从新闻媒体的报道可见，刘大爷将整个事实已认定为骗婚行为。而按照我国《婚姻法》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既然是骗婚行为，男方有缔结婚姻关系的意愿，并自愿结婚，女方并无缔结婚姻关系的意愿，其真实意思仅是为了骗取礼金，结婚只是诈骗的手段，那么双方的婚姻关系是否合法有效便值得质疑。

目前我国《婚姻法》仅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那么骗婚行为到底属于哪一种呢？第一，该婚姻关系不属于无效婚姻的范畴。《婚姻法》第十条规定规定了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即“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和“未到法定婚龄的”。第二，不属于可撤销婚姻关系。《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骗婚行为中并无胁迫关系，故而也不属于可撤销婚姻。那么依照现有《婚姻法》的规定，该婚姻关系即便存有瑕疵，但也仅能认定该婚姻关系合法有效。

笔者认为，如果骗婚行为属实，该行为已涉嫌构成诈骗罪，如果该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法律效力都予以认可，显然是说不通的。目前我国尚无《民法典》，《民法通则》属于民事立法的基本法，与《婚姻法》属于普通法和特殊法的关系，在特殊法无规定的时候，笔者建议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认定婚姻无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无效”，为此骗婚婚姻关系应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其行为自始无效。

二、“解除”骗婚婚姻关系的救济途径选择

骗婚行为既然已经涉嫌犯罪，那么按照常理，受害人理应到公安机关报案，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但事实上，大部分的受害人却是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即提起离婚诉讼进行救济。为何其行为与常理不合呢，主要应该是基于现实的原因而非法律的原因。

1、关于刑事救济途径分析。如果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受理材料后发现有犯罪事实，且诈骗金额在2000元以上就应当立案侦查，但因犯罪嫌疑人已经逃匿，公安机关无法在短时间内将之追捕归案，造成刑事案件无法处理，其骗婚行为也无法从事实和法律层面进行认定，进而受害人的婚姻关系也无法定性，势必造成该骗婚婚姻关系长期处于待定性状态，期间受害人将无法重新缔结新的婚姻关系。基于此利害关系，受害人选择刑事法律就行救济将无法挽回损失，同时还将给其造成持续损害，为此只有选择民事救济途径。

2、关于民事救济途径的分析。如果当事人选择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立案后，查明涉及骗婚事实，因涉及诈骗犯罪，法院应当立即中止诉讼，并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这样又回到了前文所述刑事救济的困境。为此，当事人如急需了断这段婚姻关系，说不得只有违心隐瞒骗婚事实，仅以婚前认识时间短，婚后性格不和，一方下落不明，双方未真正建立起夫妻感情或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这方面入手。审判实践中，就如同前文所引的新闻事例，也是以双方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而解除婚姻关系。

三、对策建议

对于骗婚案件频发的现状来说，除了采取防范举措增强当事人的防范意识，尽量避免该类案件的发生之外，对于涉及骗婚的离婚案件处理，一是有必要修改《婚姻法》的规定，将欺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等情形纳入其中，保证婚姻法适用的完整性。二是严格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如果发现确实涉及骗婚行为，那么中止诉讼，将案件移交到公安机关处理，等公安机关的案件结果出来后，再进行审理；如果当事人仅是口头提及骗婚情形，那么法官应积极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如果他明确提出该婚姻属于骗婚的情形，那么可能触及的法律后果及相关程序，建议当事人自行撤诉到公安报案或者法院将依法中止诉讼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者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再审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于重审或再审均是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重审（再审）的时候究竟是适用原审一审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还是适用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

由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就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重审（再审）案件“上一年度”，应该理解为重审（再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其理由，一是重审（再审）程序就是一审程序，应当适用一审程序的规定。二是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目的，在于对赔偿权利人利益进行补偿，确定计算标准的时间应以最近实际填补时间为宜。如果案件被发回重审（再审）后，仍以第一次审理“一审法庭辩论终结的上一年度”统计数据为赔偿标准，那么意味着赔偿义务人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对而言是固定的，发回重审（再审）之后，赔偿义务人赔偿的时间大幅度地延后，相当于赔偿义务人因为发回重审而获得额外的利益，违反了公平正义原则。

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一概以重审（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的统计数据作为赔偿依据，会诱使受害人一方反复上诉申诉，反复申请鉴定，甚至故意隐瞒一些案件事实，使案件陷入反复发回重审、再审的怪圈，令赔偿责任人不堪其扰，这既不公平，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对于重审（再审）案件，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仍应该是原审时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毕竟从实践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受害人都希望尽快获得赔偿，仅仅为了等待新的统计数据而恶意拖延诉讼的情况应该是极少数。但我们依法理同样可以得知，“一审辩论终结时”应当以首次立案时的第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依据，发回重审的案件，也依然依据原一审法院的辩论终结为起算时间，而不应依据发回重审后的法庭辩论为标准；如果一审法院存在多次辩论，那就应当依据第一次的法庭辩论时，作为判决依据，因为第一次的法庭辩论离案发时间最近，也最为固定，赔偿数额最符合客观实际。理由如下： 第一，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为基础的，不能完全等同于一审程序。重审（再审）是为了纠正一审的错误，不会改变一审判决的正确依据。发回重审（再审）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二是原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再审）。可见，发回重审（再审）是二审法院针对原审法院的审理或判决中的错误进行处理。重审（再审）程序是以原审判决为基础的，不能完全脱离原审判决的审理范围。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原审程序的举证期限届满前，固定其诉讼请求。当事人一旦提出其诉讼请求，根据证实信用的原则或者禁止反言的原则，应当对当事人自己和人民法院都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但应当体现在原审程序中，也应当体现在基于原审程序而进行的重审（再审）程序中。

第三，民事责任的赔偿原则是损失填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立法宗旨，也在于给被侵权人的赔偿是一种补偿，而不具有惩罚性。侵权行为发生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是确定的，赔偿也是确定的，也只有以这个时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为依据，给受害人一个损失填补。离开这个确定时间，常人是无法预知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法律也不允许让一个人承担自己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例如在有多个被告的案件中，如果部分被告在原一审中已与受害人达成了赔偿协议，没有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又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二审发回重审，法院重审后，以重审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为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赔偿额比原确定的赔偿额高的话，受害人就可能以原赔偿协议显失公平或有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原部分被告已达成的赔偿协议，而主张新的赔偿标准，使原已达成赔偿协议的被告重新进入诉讼。如果说将再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作为计算受害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时间，是最接近对受害人未来利益损失的实际填补的时间点，对受害人有利的话，那么，按跨统计年度的新标准计算出来的丧葬费和误工费等费用中新增加的部分，对于受害人来说，就明显构成不当得利。试想一下，以丧葬费为例，死者是在案发不久就埋葬的，那是不是需要在重审（再审）时再重新挖出来，再埋葬，这样才符合“实质公平”。

第四，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如果离开了初次立案时间，使得计算依据不确定，就会有人因此不当得利，就有人同时承担不应当承担的责任，民法的公平原则被破坏。在现在信访压力严重的情况下，势必一些人会因此而不断上访，不断要求重新赔偿。同时，人身损害的后果确定下来后，诉讼程序的变化不会导致当事人损失的变化。如果以其他时间为准的话，我们假设一下，一个案件，在四年内被以不同理由四次发回重审，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到底以最后一次为准还是以第一次为准呢，是不是同样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综上，应对“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一审含义”进行明确，最好的办法是能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统一规范，无论采取哪种观点，只要能做到整齐划一、一视同仁，那么对所有的当事人就都是公平的。笔者建议将这个时间确定为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可以规定为：计算人身损害赔偿金额的基准时间是“本案初次立案时的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

（作者单位：河南省淅川县人民法院）